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 房地产风险化解再提速******
事关房地产融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等,再迎监管进一步发声。1月10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召开主要银行信贷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落实金融支持稳增长有关工作。其中,包括政策性和开发性银行、各国有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均参加了会议。
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
会议要求,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各主要银行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保持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做好对基建投资、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制造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针对重点领域金融支持,会议指出,各主要银行要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适度靠前发力,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有力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其中包括,要加强跟踪监测,及时跟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配套融资,延续发挥好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财政贴息政策合力,力争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要继续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完善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常态化支持机制;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优惠政策,加力支持小微市场主体恢复发展;此外,当前还要全力支持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保供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
资产负债表回归安全区间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再次提及房地产问题时,基调仍与此前一致,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同时,要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实施改善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计划,聚焦专注主业、合规经营、资质良好、具有一定系统重要性的优质房企,开展“资产激活”“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四项行动,综合施策改善优质房企经营性和融资性现金流,引导优质房企资产负债表回归安全区间。
“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资产负债表优化的四项行动,这也说明,资产负债表优化的工作正进入实质操作阶段。”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说道,资产激活意味着要把房地产企业的各类资产进行盘活,包括待开发的土地和待出售的房产、预售资金的加快回笼、资产证券化的加快推进、REITs产品等模式的加快介入、现金流的持续改善等内容。
负债接续则意味着后续对于负债的工作要加快清理,包括负债的展期、债转股、资产出售以清偿债务等工作;权益补充意味着后续要鼓励各类优质企业积极做战略投资者,包括央国企、保险公司等企业,同时会强调对于企业资本金的注入和确保资金状况的稳健;预期提升意味着要不断修复投资者对于中国房企的看法,尤其是各类金融机构企业。严跃进认为,要不断减少企业违约的风险,同时强化今年房企销售的目标值,进而促进“金融-房企-销售市场”等渠道的顺畅。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
会议还强调,要配合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运用好保交楼专项借款、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等政策工具,积极提供配套融资支持,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要落实好16条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用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二支箭”),保持房企信贷、债券等融资渠道稳定,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
要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做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金融服务,推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会议释放继续落实好稳楼市一揽子政策措施,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有助于提振房地产信心。”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随着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就业和收入改善,稳楼市政策落地见效,市场信心回暖,楼市需求复苏向供给端传导,后续楼市需求有望加快恢复。
另外,业内也认为,满足合理的改善性需求,是下一步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秦虹指出,2022年,影响房地产需求的三大因素,主要是正常市场总量下台阶、三年疫情影响导致老百姓失业和减薪,对收入预期的不稳定以及供给端风险不断爆雷。
在秦虹看来,随着近期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房地产的融资支持性政策,2023年房地产企业有望回归常态。总体而言,房地产调控要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同时尽可能尊重市场,此外,也要支持新发展阶段房地产企业新模式形成,改变过去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模式。
美媒文章:欧洲为什么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抗争******
参考消息网1月2日报道美国外交学者网站2022年12月27日发表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安东尼娅·赫迈迪和丽贝卡·阿塞萨蒂的文章,题为《欧洲为什么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抗争》。全文摘编如下:
2022年10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出口管制。这些规则寻求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机会,其目的是迅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削弱中国的超级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
新的管制措施大大加剧了中美科技竞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希望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力量倍增技术”方面“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但这是有风险的。除非其他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加入(这些国家迄今为止一直不愿这样做),否则,其中一些管制措施不会取得效果。
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最初引发了关于现有规则、即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所涵盖范围的困惑,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对一些在海外制造的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由于美国的技术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几乎无处不在,因此美国可以授权或阻止域外销售。事实上,这些并不涵盖半导体制造设备,因此最初阿斯麦控股公司的设备可以不受美国长臂管辖。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可能损害美国的利益,也会严重削弱盟国间的信任。关键是,华盛顿可以在它愿意的时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信任问题并不新鲜。尽管经济上的考虑在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中没有一席之地,但华盛顿对全球技术贸易越来越多的干预引发了人们对保护主义的担忧。
阿斯麦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抱怨说,华盛顿偏心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的企业,证据是它近年来大力游说荷兰政府,这导致荷兰拒绝发放对华出口极紫外光刻机的许可。这些抱怨表明信任受到削弱并且人们认为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各国政府处境艰难,因为它们必须确保这样的出口管制措施不会扼杀本国产业。例如,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欧洲或荷兰的单边管控将使日本竞争对手获得优势。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可能正在转向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生产商,因为这些企业使用的美国技术更少,因此更不可能受未来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影响。
来自中国的收入对许多半导体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尽管美国正在劝说伙伴国减少在芯片和电动汽车电池等其他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但欧洲企业担心去全球化的代价。芯片供应链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它是全球性的、一体化的。如果供应链分崩离析,越来越多的国家奉行谋求自力更生的政策,芯片的成本就会上升。欧洲工业需要越来越多的芯片,不仅是在高科技行业,还有正被自动化和数字化改造的汽车等低技术领域。
然而,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供应链并不现实。